《万物自然生长》：一个母亲如何在深渊里继续活下去

2026 年 5 月 4 日，普利策奖把回忆录与自传类奖项颁给了一本很难归类的书：李翊云的《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》，我们暂且译作《万物自然生长》。她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作家。

李翊云出生于北京，青年时期赴美攻读免疫学博士，读到一半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写作，于是放弃学位，开始用英语写小说。如今她是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教授，2010 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，被《纽约客》列入”40 岁以下最值得关注的 20 位小说家”；《鹅之书》2023 年获福克纳小说奖，《星期三的孩子》入围 2024 年普利策小说奖决选。

在《万物自然生长》之前，她一直在写沉默、孤独，以及人与人之间无法真正沟通的痛苦。而这一次，她写的是自己。

2017 年，她的大儿子文森特在 16 岁时卧轨自杀。2024 年，19 岁的小儿子詹姆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两个孩子都死在普林斯顿，离家不远。

一本拒绝疗愈的书

先说清楚这本书不是什么。

它不是一本关于哀伤与疗愈的书。李翊云不相信伤口都会愈合，也不相信哀痛会被治愈。生活确实会继续，但”一切都会随着时间过去”这句话，在她看来是假的。

她也不愿意用”哀悼”概括这本书。哀悼意味着把死者安放回过去，让记忆替他们守灵。而她要做的，是让两个儿子留在”现在”——一个不断延续、始终在场的现在。

书里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表达：真正不会死去的动词，是”是”。文森特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也永远是文森特；詹姆斯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也永远是詹姆斯；她和丈夫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将来也永远是他们的父母。

这句话之所以震人，是因为它拒绝了通常的时态安排。人一死，我们习惯把他交给”曾经”；李翊云不肯。她坚持用现在时谈自己的孩子，哪怕这个现在里已经没有他们的身体。

语言的无能，与不得不写

噩耗传来的那一刻，警察说的是：“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可以说出这件事。”

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。措辞再得体，死亡也不会变得可以承受。再漂亮的句子、再妥帖的修辞，都削不掉事实本身的重量。

后来警探第二次上门，把詹姆斯的书包还了回来——就像当年把文森特的手机还回来一样。人死了，物品不会死。桌子还在，鞋子还在，笔记本还在，只是那个人不会再回来。

很多年前文森特去世，她写了一本《理性终结之处》。那本书几乎是自己跑到她笔下的：文森特活着的时候，母子俩总在谈话和争论，有时亲密，有时激烈；他死后，这些对话没有停止，而是越过生死的边界继续下去。她称之为小说，因为没有一个死去的孩子真的会回来跟母亲争论。所谓”理性终结之处”，就是理性再也无法前进、只能由文学接手的地方。

可写詹姆斯，她迟迟开不了口。

她知道那本书在那里，知道自己终究要写，却始终找不到入口。詹姆斯比哥哥更沉默，也更内向。他喜欢语言，却不是多话的孩子。你要如何用语言去接近一个本来就沉默的孩子？

而且，文森特的死是什么时候蔓延到詹姆斯身上的？他是如何盘算自己的死亡的？为什么选择跟哥哥一样的方式？这些问题没有答案。语言不是万能的，它不能帮她理解这一切。

但她还是要写。因为语言是她唯一能依靠的工具。她明知语言会失败，明知可能辜负詹姆斯，明知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完美——可如果不写，连失败都没有了。

哪怕语言不能带来救赎，人还是要靠它，为死去的人留一个位置，也为自己争取一种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。

直接说出”死亡”

文森特去世后，班上有同学的家长来问她：能不能告诉自己孩子，文森特死于一场意外事故？

这些父母想保护孩子，不让他们直面残酷。李翊云认为这恰恰是轻视孩子，也是在伤害文森特的存在和记忆。事情已经发生，就该叫它本来的名字。不愿面对真相的软弱，很容易演变成更严重的残忍。

她坚持直接用”死亡”这个词，拒绝柔软、委婉、美化的替代说法。她甚至替这本书划了一道门槛：如果你不能接受一个母亲直接说出”孩子死了”；如果你相信爱是万能的，只要有爱一切都会好起来；如果你觉得谈自杀和死亡太不吉利；如果你相信所有痛苦最后都能走向和解与升华——那么，也许你该停止读这本书。

因为这本书要讲的，是我们如何跟死亡一起活着，直到自己也死去。

自由意志，与失败的直觉

詹姆斯去世后，她和丈夫想起他上幼儿园时的一张照片：小家伙胸前挂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”我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想说！”

丈夫说，其实我们全家信的是同一种东西：自由意志。

大儿子文森特也是如此。小时候她想给他报足球俱乐部，文森特一本正经地说：你这么做不是为了让我快乐，而是因为你想让我和其他孩子一样。她放弃了。后来文森特想穿裙子去学校，她递给他一条深色的，想降低被欺负的风险；文森特偏要粉色的——“如果我要穿裙子，却不穿粉色的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如果有人敢笑我，我更要穿粉色给他们瞧瞧。”

她既钦佩，又不安。她当然为儿子的勇敢骄傲，可她也知道，家门外的世界未必善待这样一个自由而勇敢的孩子。

文森特去世前的六年，她一直隐隐担心有一天他会离开。但她把担忧藏在平静的表面下：“你总不能因为担心失火，就一辈子把灭火器背在身上吧。”

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时守着一个孩子，确保他活着。你可以有直觉，可以半夜走进他的房间确认他还在，但你永远无法知道，什么时候该相信直觉，什么时候必须放手。

她对直觉本身也保持警惕：直觉其实也是一种叙事，而叙事太容易骗人，让人以为自己掌握了意义和解释。多年前她曾哭着说，如果能看到文森特高中毕业，就是一种胜利。文森特没有活到高中毕业。

詹姆斯去世前几周，心理治疗师问她是否担心小儿子也有轻生的念头。她回答：不能百分百确定，但我不觉得他是那样的状态。

事实证明，母亲的直觉又一次失败了。她在书里非常坦诚地写下这份困惑：她真的没有想到。有时候，承认失败比失败本身更残酷。

彻底接纳：深渊就是栖身之地

她写道：如果我的余生都要在深渊里度过，那么深渊就是我的栖身之地。一个人不该浪费力气去跟自己的栖身之地搏斗。

这跟我们熟悉的叙事完全不同。我们习惯说：伤口会好的，你迟早会走出黑暗，回到太阳底下。李翊云不接受这种安慰。深渊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，她要学的是在里面继续活。

失去第二个孩子之后，她清楚哪些事是重要的：睡眠，喝水，少量多餐，每天运动；固定时间起床，不躺在床上反复咀嚼痛苦；早晨认真煮一杯好咖啡；读一点书，莎士比亚的一幕戏、欧几里得的一段几何、华莱士·史蒂文斯的一首诗都行；继续写作，不为了疗伤而停工，也不为了逃避而把自己埋进工作。

这是她在灾难里摸索出来的生存技术。人不必强迫自己变得更坚强，但要尽量在人生濒临毁灭时，不让自己真的彻底崩溃。

她借用的心理学概念是 radical acceptance——彻底接纳。不假装豁达，也不硬扛，只是承认：事情已经发生，不会改变，不会取消，也不会在将来变成一段随风而逝的往事。孩子的死已经改写了她的生活，既然如此，就不要跟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对抗。

接受之后呢？意义仍然找不到，深渊仍然走不出去，但生活可以重新搭起来。

两千四百个球茎

詹姆斯去世前的那个秋天，她种下了一千二百个球茎，加上前两年种下的七百个和五百个。冬天过去，雪刚开始化，嫩绿的芽就从冻硬的土地里钻出来；到三月底，花开得漫山遍野。

她反复想起一句话：自然之物只是生长。

这就是书名的来源。自然界的草木不问理由，不问意义，只是生长，到该枯萎的时候就枯萎。它们按自己的方式存在。

她说，她的花园不是希望的隐喻，不是再生的象征，那些花也不是光明与乐观的使者。植物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活着。能长的时候就长，必要时休眠，活到死去为止。

对她来说，花园是一个在生活里占住位置的东西。死亡把生活砸出太多空洞，人需要一些具体的事把位置填上。花园解决不了痛苦，但打理花园让她每天有事情做；只要有事情做，生活就不会彻底塌下来。

做饭，就是为某个人留一个位置

书里说，人生中很多事情，本质上都是在为某种东西留一个位置，为某个人撑开一片空间。写作是这样，做饭是这样，养育孩子也是这样。

以前她给一家四口做饭，后来是一家三口，现在只剩她和丈夫两个人。做饭是把时间具体化的刻度，让一周里的每一天都落到实处。

她不愿意说那些饭菜是出于”爱”而做的——这个词在日常里被用得太滥，太容易显得空洞。她更愿意说，那是出于照料和用心。

比起抽象的词，她更相信具体的行动：食物的颜色、质地、味道，一盘菜里的每个细节都被认真对待。就像写作时她要求每个词尽可能准确，做饭时她也要求盘子里的每样东西都是真实的。

这种照料的心情，也让她重新理解养育。父母一直在为孩子留出空间，让他们长成自己的样子。可这件事注定徒劳：孩子终究会走到父母撑开的空间之外，世界就在门外等着他们。

母亲是从哪里来的

写到书的最后，李翊云回到了自己。

她写自己的母亲。小时候，她和妹妹几乎就是母亲怒气的靶子。母亲心里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暴怒，任何小事都可能引爆。她考了高分也会挨打，因为母亲觉得她报喜时洋洋自得；八岁那年，她把围巾落在学校，吓得要命，下一秒就被踢进一只装满水的大铁盆里，像翻了肚皮的乌龟一样爬不起来。

更可怕的是那些像刀一样的语言。她抗议，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；母亲会进入另一种更可怕的狂怒，骂她是凶手，说她故意惹自己生气、想把自己逼疯逼死，最后恶狠狠地扔下一句：你会死得很难看。

所以，她并不像文字里那样永远冷静、克制、跟痛苦保持距离。她是从一个充满羞辱、暴力和精神勒索的家庭里长大的。

她后来在精神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试图自杀，并不是因为不爱孩子，恰恰是因为知道一个失去理智的母亲会给孩子带来什么。她说，如果我正在失去对现实的把握，正滑向某种疯狂，那我宁愿我的孩子不要面对一个疯掉的母亲。她太清楚这种伤害的结果，所以宁愿把自己从孩子的人生里抹掉。

受虐待的孩子长大后，有的成为反叛者，有的成为逃离者。她属于后者，一辈子都在磨练逃离的本领。她用尽全力，不让孩子承受自己小时候承受过的东西。可最后，孩子们还是死了。

她甚至不敢确定：是不是自己当年那次自杀尝试，让年幼的文森特以为死亡可以解决一切；而文森特的死，又感染了詹姆斯。你想尽办法不把伤口传下去，到最后，伤口换了一种形状，还是落到了他们身上。

游泳：把自己留在人世间

詹姆斯去世那年夏天，她重新回到大学游泳池。学期结束，学生都走了。詹姆斯本该刚读完大一，文森特本该在这一年大学毕业。

她缓缓下水，成了池子里游得最慢的人。游得第二慢的，是一位看上去至少九十岁的老人。

她小时候怕水，后来为了陪两个儿子下水，断断续续学了一年多，勉强能待在浅水区。等孩子长大不再需要她陪，她也就停了。文森特死后，她才重新开始学——这一次不是为了孩子，是为了自己。

她每天早晨六点半去游。数着呼吸，踢腿，伸手，计算入水的角度，转头吸气。每个动作都必须经过意识，必须专心。

在别人眼里，她的生活已经够奇怪了；在她自己看来也一样。但这不重要。她不是在水里寻找解脱，也不是靠游泳治愈自己。她只是通过这些动作，把自己留在人世间。

在这样的生活里，她仍然可以思考，然后慢慢接受一个事实：只要人还没死，生活里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终局。所有所谓的最终结论，都只是暂时的。

最后，只剩下一只手

孩子们死了，父母却继续活着。这是事实。

一个母亲已经做了所有她能做的事，却仍然没能让孩子活下来。这也是事实。

这些事实不需要形容词。不必加上”悲惨""惊人""不可思议”来加重语气，它们本身已经重得不能再重。

全书的结尾是一个比喻。她说，有时候母亲和孩子就像两只并排放着的手，轻轻碰着，或者十指相扣。然后世界转动了，只剩下一只手留在原地，握住一切，也握住空无一物的虚无，握着那个名叫”现在、现在、现在、现在”的东西。

她没有说自己得到了答案，没有说学会了放下，也没有说终于能平静地面对一切。她只是让我们看见：世界还在转，一只手不在了，但这只留下来的手还在。它握着记忆，握着事实，握着虚无，握着语言，也握着生活本身。

或许这就是她想对世界说的话：我还在这里，我还会继续思考，继续书写，继续活下去。